裁员？先遭殃的肯定是男工
图 | 关斌斌
夜晚，你醒来，瞪大眼睛，在黑暗中辨认出天花板，耳边是不同睡姿的人发出的不同频率的喘息，如蚕吃桑叶。
自述
岭南给人的感觉是十分具有冲击力的：太阳、光线、色彩、楼房、人群，一切都那样强烈，具有极端的美。
我在东莞樟木头镇闲逛了很久，欣赏了花园小区、被绿色植被覆盖的山峦、大型现代化超市、时装店、快餐厅后，却始终看不到工人聚居区。
我知道它们就隐藏在那里——有那么多描述它们的文字——但第一眼见到它们时，仍惊讶万分。
直到我置身其中，穿过一模一样的火柴盒宿舍楼，那涂着号码的封闭小房门，就像一幕幕幻灯片影像。如此众多的人集中地生活在这样的地方，着实令我吃惊。
若你仅仅只来过一次工厂宿舍，或抱着参观者的心态，很难有所发现，因为它们的模样实在太过普通。发生在普通之地的事件，通常会被视为理所当然。但其实，有些事儿并不普通。
正是这些貌似普通的宿舍楼，让打工者有了最初的落脚点。他们从这里开始认识工厂，认识城市，认识另一个世界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些楼宇是整个现代社会的缩影。在这里，他们穿上工装，通过新人培训，跌跌撞撞地变成工人，进入车间，开始工作；在这里，他们终结了乡村的田埂，而逐渐适应了现代化的流水线。
这些普通的宿舍楼像一面面放大镜，能映照出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。
从东莞市区到樟木头镇中心，像一级级走下台阶；从镇中心到工厂路，又像来到另一块大陆，遭遇另一段漂浮时空。工厂路只有唯一一条主干道，两侧除厂房宿舍，就是形状各异的农民房，天女散花般的招牌，尘土飞扬的货柜车。
那些离开了田野的农民，来到这个岭南小镇，在工厂路走来走去找工作，直到鞋底融化成麦芽糖，才等到进电子厂的机会。通常，他们会因对这个新城市的陌生，而选择住进宿舍。这个时间段大约是两年。
就像进入新兵训练营，从住进宿舍开始，这个人便脱离了乡村生活的轨道。在昏暗氤氲的宿舍开始，开启他的受难之旅。每一个打工者都在努力让自己的颜色、气味、词语更趋近整幅背景，而不要孤零零、古怪怪地凸现出来。
工厂宿舍的“全盛期”，恰是第一代打工者大举南迁的混乱期。那时，人来人往，拥挤在这个陈旧、便宜、粗糙的空间，每个人的气场都像敦煌壁画里的经变图——各有各讨生活的哀伤大历史，各有各一箩筐背井离乡的心酸家族史。
而今，全盛期已过，第二代打工者更敏感多思，和当初像抛洒谷物般散落在东南的老一辈不同，第一代离开家乡跑到异乡，在陌生地仓皇讨生活，赤手空拳，来不及询问或追问，慢慢变成一脸黑斑，皮肤枯干如橘皮的老人。而第二代却不愿在一场封闭的梦里循环做梦，总想睁眼问个明白。
宿管阿坚高大帅气，忙得红头涨脑，却总是笑吟吟的，眼神浓黑精纯。
“奇怪得很，从2013年开始，男工比女工多。”他从《宿舍分配表》上获得了这个信息后，吓了一跳。
阿坚的办公室是平房顶头的那间，门口挂着“宿管”牌子。墙上小黑板的表格清晰显现2014年电子厂的男女比例——全厂3200人，住宿舍的2600人中，1600人是男工，900人是女工。阿坚感慨：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工厂的性别比例是可是八女比一男啊。”
城市需要工厂来提升GDP，而工厂运转则需要工人来当帮手，但此刻的电子厂，女工太难招，不得不大量招收男工。
进入宿管办公室的男工，顶着各类时尚发型，而阿坚却是最普通的黑色小平头（尽管他也是80后）。我问他为何发型如此“大众”，他将双手用力一拍，做了个摩擦手势：“管理者要以身作则哦！”
关于男工的发型，阿坚有自己的观察：“95年、96年出生的男工，最喜欢赶潮流，穿时髦衣服，搞新奇发型。”2010年，流行烫小卷；2011年是染黄色，半边长到遮住眼睛；2012年，两个鬓角短平，但剃上字母（ZY等）或各种符号（十字架等）；2013年和2014年则是两侧剃平，中间高耸如草堆，脑门处是三角形。
我脱口而出：“莫西干头！”
但阿坚却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，他讪讪一笑：“估计男工们也都不知道莫西干，只是看别人理，就跟风。”
从印第安人中的莫西干族，到作家库柏的小说《最后一个莫西干人》，直至贝克汉姆的莫西干发型，“莫西干”背后的意义不间断地转化，直把印第安部落祭典的精髓全部抽离，而只剩下脑袋顶上那几缕小卷毛。称自己为“莫西干”的是一代人，顶着“莫西干”发型的是另一代人，这之间发生了多少星尘往事我们不得而知，传说只是传说，现在只是现在。
就像此刻的这里，发型成了革命，像一股狂潮，席卷了所有青年男工；于是，电子厂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规定：“男工不得染三种以上颜色的发型。”
“怎么会，三种以上？！”
“当然会。”
男工宿舍像密室，填塞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：地上堆着矿泉水瓶，顶部吊扇脏污生锈，毛巾滴水，运动鞋晒在牙缸旁，被褥揉成团。
在南方，男人们表示不满时，总会说一个字：屌。在北方，说的是：操。但都异曲同工。在最激烈、最难忍、最不堪的时刻，这个字会脱口而出，频繁出现。似乎这个词也预示着男人们的共通性，阿坚总结90后男工的共通性，就是：赌博、喝酒、抽烟、打牌。
我不解：“这是种发泄方式？”
阿坚的两眼像那种装电石的脚踏车前灯，颊肉乱颤地大笑：“男人并非压力大才这样，这是他们的天性。”
男工意味着麻烦、挑衅、悍勇、冲突和不可控。那些到达电子厂的90后男孩（作者注：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抽样调查：出生于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打工总人数的60.9%)，其经历大致相仿——留守儿童——父母健在的人间孤儿，初中辍学——九年义务教育的截止点，到父母打工的城市打工——第二代之命运轮回。
在厂里煎熬一两年后，像褪去罩衫般褪去胆怯，男孩们对光怪陆离的城市有所掌控，而来自外界的目光也不再是贬损和轻视，但他们的发展可能性依旧弱于女性——这和家乡重男轻女恰恰相反。
他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：在有些工厂，花同样的时间，干同样的活，女工每天比男工多拿十块钱。
在工厂，女工是永远的宝石，年轻女工堪称钻石。然而，女孩们从乡村进入工厂，最多干两三年，等她们熟悉了街道、公交和男人后，便有了更多选择：售货员、洗脚妹、服务员、美容师、二奶——她们的机会一层层一瓣瓣，如蕨草复叶般繁多。
在家乡，那些男工们早已习惯将女性视为弱势群体，而当性别命运被翻转过来后，他们不服气。去质问，得到的回答是：“不想干就走人！”
很简单，厂里要裁员，首先遭殃的定是青年男工。女性的耐心和坚韧恰好适合长时间安静坐在流水线旁，而男性汹涌的荷尔蒙反倒成了不利因素——所谓的“大胆”和“冒险”在工厂都被贴上了负面标签。
工厂当然喜欢要女工，尽管阿坚则更喜欢管理男工——能“吼”住。而女工，不能只靠“吼”——她们更复杂。
电子厂的内部世界，并非像电视镜头所呈现得那么整齐划一，一旦进入，则意味着接受了某种准军事化的生活规则。
男孩们掏出身份证，填表，培训，领工衣工鞋，有了宿舍和工牌后，开始进入车间上班。他们要立即融入所处的环境，其速度要比变色龙还快。之后，他们的生活就像扑克牌般拥有了两面完全不同的花色：一面是城市，一面是乡村。
一眼望去，通过深蓝马甲上不同颜色的滚边，便可知你在这工厂帝国身处何级：红边是制造部门，黄边是间接部门，白边是客人。
“注意！”保安用干枯的声音不断提醒：“注意！”像这种类似的提醒接连进行几十次几百次后，服装的差异和人的差异之间，便建立起无法分离的关系。
这种人造关系不是一下子就能拆散的。见到别的车间主管，会敛声屏息；无需向临时工打招呼，那会降低自己的身份；但对那些根本不用穿工装，在车间自由走动的人，最好不要用正眼与之对视，他们也许就是老板——浑身散发着至尊者的懒散；还有一种穿便装的，却无需特别提防，只保持相对松弛便可。
如果把车间生活浓缩成两个字“纪律”，那么宿舍生活可能就是“疲惫”。从车间走出的男男女女类同幽灵，形象模糊，双睛通红，返回宿舍楼，穿过一片满是乱七八糟胳膊和大腿的长廊，推门进入后热气像招摇的洪水，从七八个人身上散发出来。在葡萄藤般错织交缠的高低床的某一张，安放下身躯，努力修复，力图让各零件重新达到均衡，以便能应付第二天的劳作。
此时此刻，床格外重要，它预示着休息不再只是自然行为，更裹挟着某种强迫。必须睡觉，也必须睡着。和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”的乡村传统完全背离：睡觉在电子厂是一种具有轻伤害的可怕行为。如果没睡好，第二天也许会被腐烂发酵的空气搞得昏天黑地，继而会装错货，会被拉长臭训，会被机器吃掉手指，会被重锤砸掉脚趾甲盖。
“日本人的管理……嗯……还是很细致的！”阿坚拿出叠打印纸，轻声说道。
他又即刻补充：“不过中国和日本。”他抬眼看我：“你知道的。”那叠打印纸有十几页，内容从宿管员的姓名和照片开始，清晰地指出各项业务：管理宿舍空床位卫生，值日表作成，清洁工具确认，维修跟踪确认，员工是否乱扔垃圾，不洗澡，私拉电线，私自煮饭等，细致琐碎。
这些规定沿用这个日资厂的一贯风格：图片和文字互补。一张白纸被分为左右两边——左边是文字，右边是图片——似乎制定政策的人像是拿不准阅读者的文字能力，不得不再费心配上彩色图片。
有张图非常简单，床板上放着个吹风机，其文字是：“确认宿舍是否使用大功率电器及私拉乱接现象。若发现，对正在使用的大功率电器，没收并罚款五十元，不予退还。”
我清晰记得有个90后男孩郑重宣告：“人在，发型在！”这些十八九岁的孩子，背着双肩包，拖着拉杆箱，蹲在大榕树下等公交车，或在工厂区四处找工作时，一定不会忘了带上吹风机。每天冲凉后，搞头发是最耗时的大工程，可每个男孩都乐此不疲。发型像宫殿那金碧辉煌的屋顶，不能有一丝一毫差池。而用吹风机将丝丝缕缕的头发吹干，再秘密地让它们组合成各种形状，那样的魔术时刻，则被男孩们视为“贵族享受”。
而现在，吹风机赫然出现在图片中——要被没收，要被罚款。虽然其余不能使用的电器类还有电饭锅、电磁炉、热得快……然而，吹风机被禁用的痛，是最大的痛。
除此以外，日本人的思维精确得像仪器：每周用湿抹布擦拭床板一次；每周用手敲打床板十下；每两个月用鸡毛掸清扫一次天花板；每天检查门、灯、水龙头、风扇、电源、电线、插头等是否安全；甚至鞋子要摆放成一条线，不可超越地面上的标准线……
白纸上的每一个字，都体现出独属于日式的专注、偏执和天真。我不知有多少人能“每周用手敲打床板十下”，这些训诫如老妈的絮叨一样，希望你能千依百顺地服从。而那些画面上的扫把、刷子、鞋子，并不让我感觉好笑，反而有种古怪的难受。无论新入职的人会做多少，能做多少，管理者都拿出最大耐心，循循善诱，视他们为幼儿园孩童。
但这也是事实：有男工将橘子皮从窗口丢下，有女工将瓜子皮吐到满地，有山区男人不习惯每天冲凉，大热天臭烘烘进来，臭烘烘躺下，在深夜臭烘烘地打呼噜，而早晨漱口时从喉咙中发出同样臭烘烘、吓死人的巨响。故而，“每天都冲凉”也成为一则条款。
“真有动刀血拼的？”我对男孩们那种灵魂出窍后的行为完全没有把握。而“手册”上，对于“管制刀具清查标准”是如此规定的：每周保安和宿管员对宿舍进行清查，发现有员工私藏刀具，一律没收并交行政处理。对私藏刀具的员工要予以解雇。
阿坚虽然笑，却显出蔑视。宿舍这头动物他日日孵养，身上的每一根汗毛，他都清清楚楚。
用工荒导致缺工，缺工便不得不大量招收男工，男工多必然促使厂内频发各类案件。
春节后刚开工那段时间，电子厂几乎每天都发生丢手机事件。一连串恶性连锁事件的最下游，出现了银光闪闪的刀具。从男工宿舍的角落，常能搜罗出各类长短刀具。各种械斗皆一样血腥暴力，但却各有各的目的。
原来，工厂里的男人和工厂外的完全不同，主要的区别是：工厂里有一个“群”——这些年龄相仿的人，同吃同住同玩，故能一呼百应，同享暴力。
械斗时的男人们都变成了部落人，变成了快刀手、短刀王和飞刀人。他们出洞，把风，搜索，警告，攻击，流窜，在榕树的阴影下抚摸流血的伤口，闻着皮肤上的焦燎味，鼓突的喉头咽下口唾沫，慢慢地回忆刚才——就在刚才——他们踩破同类的身体时，像踩破一粒紫红葡萄，随着“噗”的声音，汁液肆意迸出。
直到穿上工装准备上班的那一刻，像一部地狱景观的录像片被按了暂停，男孩们从空荒之景中回过神来，急匆匆在交班时间赶到车间。进入大门的那瞬，满头大汗被空调冷风收杀，整个人变得格外清醒，对此前发生的冲动不免后悔。
几乎所有的男孩都带着暴躁、语焉不详和跃动的孩子气，都有着永不驯服的野性活力；而几乎所有的女孩，既是婴儿又是妈妈，既习惯悲屈又擅长隐忍。男孩们总是身处极端——把自己推向断崖而无后路可转，总是那样不可自控，潜藏在血管和骨髓中的怨憎，总让他们要找茬大干一场。事毕，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一种被重力拉扯的疼痛。而歇息一段时日，那可怕的冲动因子又会再度聚集，剧烈演变，直至第二次爆发。而女孩们却总能以柔克刚，以太极拳步伐战胜一切阻塞。
所以，工厂主对青年男工的态度极为冷淡。一旦有了女工，即刻将这些任性的不驯服因子辞退掉。所以，男工地位远低于女工，这更让他们像困在暗黑地窖中，找不到逃脱路线的困兽。
十九岁的石依曲部是跟着姐夫来的，做的是“学生代表”：专门协助工厂管理和他一起来的近百名四川工，他对车间并不熟悉，“只进去过两次”。
这位男孩在解释自己的名字时，说“石头的石，一二三四的一”，随即便被阿坚纠正为“单人旁，衣服的衣”。
石依曲部一米六八，精瘦黧黑，脸庞窄细，五官精致。若他个子再高一点，脸盘再大一点，皮肤再白一点，完全可以演电影，因那五官凸凹得着实绝妙，双眼如藏在大山深处的黑泉，让看到它的人不好意思。然而，一张嘴，却泄露出弱项：每一个汉字都像被舌尖咬碎，破烂得不忍卒听。
进入电子厂对这个四川大山里的彝族男孩来说，不仅是进入了工业时代，还进入了一个被汉语命名的世界。他熟悉电子厂的过程，便是熟悉汉语的过程。每一个汉字对他，都是一次颠覆。
那群四川工到来后的两个月，不仅麻烦不断，且惊险连连。两个男工在厂外小店偷东西，被扭送到附近派出所。看我惊诧，阿坚老练地微微一笑：“这种事儿，不能着急。”他举例说，“之前厂里来过很多河南工，也是浑身毛病，但后来都变好了。”
“驯化需要一个过程。”阿坚随口道出。
“驯化？”我瞪大眼。
● ● ●
男工对电子厂出现的各类事物，皆充满好奇，如婴儿般无知。他们没见过灭火器，拿起来便乱捣鼓；没见过电脑，便用手在键盘上乱敲；每层宿舍楼内都有个管电的闸门，他们随便地把闸门拉下，令整栋楼全部漆黑。
“为什么这样干？”
“想看看拉下闸门后会发生什么。”黑暗中，我听到阿坚牙齿错位的咯吱声。
他们也许有“偷”的概念，但却认为偷盗算不得严重的事。有男工把食堂旁停放的自行车撬开，骑上就走。
“为什么？”
“自行车放在那里反正没人骑，我骑一下再放回去就好了。”
似乎在他们看来，“东西是可以共用的，而且用的时候无需给对方打招呼”。
有三个男工去鞋柜偷手机：两个望风，一个作案。抓住后集体抵赖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啥都没干”。阿坚瞪大眼睛：“监控上都有啊。”他们面面相觑，不知啥叫“监控”。把录像调出来后，看自己如男主角在电视剧里，大惊：“怎么把我们弄到电视上的？”问他们为什么偷，他们不承认那是“偷”——“柜子一拉就开了，手机自己掉了下来。”
“监控”这个词这才流传开来。
各种措施应有尽有，然而，小规模遭遇战还是防不胜防。阿坚的声调趋向绝望：“还有人放火！”
有个工人进入宿舍后，看到床上残留着纸张床单，便聚拢成堆，在地上点燃。等阿坚急匆匆赶来制止纵火犯时，他无辜辩解：“反正那些东西也没用了！”
一股巨大的愤怒让阿坚触电般吼了起来：“问题不是有用和无用，而是，怎么能在宿舍点火？”
对方的眼神无辜如羔羊：“我真的不想烧房子啊。”
阿坚只能无语。从骇得想暴跳到突然——突然，丢盔弃甲般地笑起来。
工厂里，各式各样的广告语铺天盖地，像一张蜘蛛网牢牢黏住视线，无法如水龙头说关就关。
到处都是汉字，到处都贴着严厉训诫：“不站立、躺卧在椅子上”，“不在非吸烟区及禁烟区抽烟”，可依旧随处能见顶金黄卷发、身形瘦削的男子，在耳侧夹着根香烟，随手将烟头丢在地上，却不踩灭火星。
到处的垃圾桶都标明“不可回收垃圾”“可回收垃圾”，但依然能看到地上狼藉的易拉罐、吸管、塑料袋、瓜子皮。
从车间出来的门口通道上挂着：“严禁携带任何火源及易燃易爆品进入厂房”；在“员工明白卡”中，诸多词语提示员工掌握基本的“疏散逃生技巧”；在“手机电池充电处”，用的是繁体字，但“急救箱保管人联系方法”，又是简化字。
来自各偏僻乡村的打工者，要从这些词语中学习各种技能，把身上那些惹祸的触须尽皆藏起，让自己重生为一个簇新人。
洗手池是个长条铝合金凹槽，并排三组，每组五个水龙头。墙上的话语激亢平庸：“生命来源于水，请节约用水”。另一处则温柔解释：“手帕利用流程” 1：洗手时将手放在洗手盆内，水龙头开小水，防止水溅出；2：洗手后，用手帕将手擦干，避免水滴到地面；3：洗手后用手帕擦干，不要将水甩到地面。
● ● ●
从进入电子厂的那刻起，这个封闭空间所形成的场所，一直都在强调纪律、规矩、制度。可这里，到处晃悠着求偶期的男女，到处是嘴角抿着骄傲或谦逊弧线的年轻个体。这些注定要相爱的男女，像脑中被置放了卫星定位系统的候鸟，毫无困难地在大迁徙的过程中找到另一个，然后，四目相对，被爱火闪电击中，上演一出出大红大绿的感情戏。
但恋爱，却是被严令禁止的。
从墙报上可知，这个厂有各类社团：“羽毛球社、器乐社、乒乓球社、篮球社、舞蹈社、骑行社”。90后男工喜欢进大厂，觉得“人多好玩”，“容易找对象”。但我还是看到了那句威严训诫——“不得勾肩搭背”。
还有手机。这几乎成了流水线以外生活的全部。
把两三个月的工资攒下来，买一款时髦手机，已是年轻人的头等大事。电子厂不是“以衣相人”，而是“以机相人”。手机在桌面上吱吱叫得蠢蠢欲动，短信微信ＱＱ留言，让大甲虫总是吱吱挣扎想翻身。手机和它的主人一同挣扎着。即便每个人都捏着款救命手机，但那难掩的孤独还是四处飘荡。从手机屏幕上抬起的眼睛，像被挖去了瞳仁，空白地瞪视。
女工们的手机经过精心装扮，贴上小挂件假钻石，手机替这些寒酸女人先珠光宝气起来。女人们的脸泼染着各自面前那方形画框里的蓝紫炫光，两腮瘦削，眼神安静，到处是一箩筐一箩筐的工厂版章子怡，而男工们却只能拈酸咧嘴——“她们不好追的哦”，“她们都有男友的哦”。
宿舍鱼龙混杂，人员流动性大，所以，新工人进厂后的第一件事，便是要学会和众多陌生人相处。相处的第一要义，是要时时提防他人。厂门口贴着《宿舍防盗宣传十五条》：手机在充电时，一定要确认门已经关好、反锁；睡觉时，手机、现金不能放在枕边；不要当众数钱，钱财不露眼；不要取太多现金放在宿舍。
厂区小店内的货架格档上，贴着一行行手写纸条：“你已进入录像区”“偷一罚百，并送公安局，请自觉！”“本店已装有录像监控，请自觉！”“小本生意，请不要对我下手！”
家和宿舍的区别绝不仅仅止于一张床。
躺在宿舍的第一天晚上，所有的人都会顿悟——这就是电子厂，这就是你要面对的生活。
夜晚，你醒来，瞪大眼睛，在黑暗中辨认出天花板，耳边是不同睡姿的人发出的不同频率的喘息，如蚕吃桑叶。
喘息和喘息交汇，构成一个巨大的梦境。
编辑：沈燕妮
本文曾发表于《天涯》杂志，人间已获作者授权。关于“人间”（the Livings）非虚构写作平台的写作计划、题目设想、合作意向等，请致信：thelivings@163.com；欢迎关注微博：人间非虚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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